美军演习悄悄删除了“介入台海”，岛内某些人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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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美国上周三结束了40年以来最大规模环球军演，而据报道，美军在演习中悄悄删除了有关“介入台海”的部分。一时间岛内舆论纷纷质疑，美国是否会“像抛弃阿富汗一样抛弃台湾”，对此您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这个问题是个伪命题。美国所谓“抛弃阿富汗”，是因为美国过去20年里在阿富汗有明确的军事存在，也对阿富汗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拜登政府不顾一切，仓促间强行撤军，导致阿富汗原政府土崩瓦解，这在我看来就叫“抛弃”。
但美国在台湾既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军事存在，同时对于台湾地区没有任何明确的安全表态。是的，尽管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授权总统和国会在“台海生变”之际，采取恰当的措施予以回应，但具体落实到什么是“恰当的措施”，则留下了一片空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Richard Bush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美国和台湾之间所谓的“军事合作”更多是政治性的，甚至就连“与台湾关系法”本身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是否具有完整的法律效力，也是值得商榷的。
这就像是一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如果美国从未对台湾地区有过任何承诺，又何来的“抛弃”可言？说“抛弃”反而是“抬举”岛内当局了。我相信任何对于中美关系和冷战史有基本了解的台湾同胞都能理解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其中的部分不愿意去面对罢了。
直新闻：我们看到，在阿富汗变局出现之前，“美国弃台论”就会时不时地成为岛内热议的话题。为什么岛内一些人会这么没有安全感？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岛内舆论对美国感到幻灭也是再自然不过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媒体始终在渲染所谓美国会介入两岸的最终统一，而相关论述基本就是老三样：一，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美国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会进行干预；二，台湾地区和美国有着某种社会制度相似性，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考量会进行干预；三，台湾是封锁大陆的西太平洋岛链关键节点，美国出于地缘安全考量也会进行干预。
这些论述看似逻辑自洽，但问题在于，它们是变量过于单一的理想假设，而且明显是论点导向，即先有观点，然后去寻找论据来自圆其说，并在这一过程中忽视所有不利的事实。于是你看到岛内媒体很少会去讲，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以武力介入台海；很少会去讲，美国的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意志，甚至是足够的认知能力，去干预台湾问题；你更不会看到岛内媒体去介绍美国在推出“与台湾关系法”的同时，也推出了“模糊战略”。什么是“模糊战略”？就是台湾眼巴巴地问美国，如果王师东渡，你们帮不帮忙？然后美国说，也许、可能、我不知道。
自美国撤出阿富汗后，岛内舆论出现越来越多像“美国不会为台湾而战”“美国以自身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将自己命运放在美国人手中是愚蠢的”这样的观点。讽刺的是，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台湾社会开始出现针对这些观点系统的攻击与驳斥，并强调这是来自大陆的所谓“舆论攻击”。
要我说，这还需要“舆论攻击”吗？这根本就是一种岛内民众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自1979年“美台断交”至今，美国共对台军售超过100次，43年间仅9年未有对台军售，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台湾就是在周期性地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纸面支付金额按照今天的购买力换算超过1200亿美元。
而这么多年勤勤恳恳地交保护费，台湾社会又得到了什么呢？没有任何实际的安全承诺，拜登政府至今维持着对台模糊战略，事实上，拜登本人就是模糊战略最主要的推动人之一。就像我刚才说的，数十年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泥人都有三份土性，你现在要说台湾民众感到憋屈、感到愤怒都是“政治不正确”的，未免也有些过于丧心病狂了。
我在其中看到最让我感到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观点莫过于：“当前的台湾，除了依靠美国，还能依靠谁呢？”对此，我只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岛内的某些人一定要逼着两岸的中华儿女去做这道亲者痛、仇者快的单选题？如果岛内当局能避开台海陷于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我们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再考虑这些问题了呢？
直新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四个月二度访华，先后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行视频会议。您如何看待克里的此次中国之行？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我注意到有观点认为，克里此次访华，是在美国大肆破坏中美关系整体走向之际，试图以“气候问题”来缝合两国之间的裂痕，是将“气候问题”作为裂痕之上的吊桥，至于吊桥什么时候放下，又什么时候拉起，则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体现的是美国人的控制欲。
我认为这一观点非常逻辑自洽，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应美方的真实意图，以及对于中美关系有着多大程度的借鉴意义，则值得商榷。
第一，中美两国在事务性问题的对接上可能存在方法论的不同。有一位学者讲过，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以至于到了近乎于恐惧的变态地步。他具体谈了三个表征：一是中国的发展超出了美国历史上遇到过的，包括英、德、日、苏在内的所有竞争者；二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完全打碎了美国对于自身就是“历史的终结”这种迷之自信；三是中美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为美国带来了切实的存在主义危机。
基于这三点，这位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竞争将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就连其中的合作也是为了竞争而服务的。这一论述当前被国人广为接受，就像我刚才引述的那个观点认为，克里和中国谈气候问题也是在美国打压中国的这个大框架之下，反映的是美国的某种“控制欲”。
但如果你对美国社会有着更为直观的了解，又或者不用这么麻烦，你只要学过“新概念英语四”，你就会知道，这里可能存在某种误解。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全面打压欧洲商贸的同时，也试图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和欧洲达成合作，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和困惑。后来他们发现，这并非是美国人的某种“控制欲”或是“二皮脸”，而是美国人倾向于先在小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然后延伸出不同领域的协议，换言之就是局部带动整体；欧洲人则希望首先就普遍原则达成一致，然后适用于具体的不同领域，换言之也就是整体带动局部。
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明显和欧洲有着共通性。就像王毅和克里讲到，气候问题之于中美关系，就像沙漠中的绿洲，如果沙漠得不到有效控制，绿洲迟早会被侵蚀掉。但另一方面这不代表我们对于美国在解决问题路径上的不同就无法理解，或者是要对这种不同本身做过于负面的解读。
直新闻：所以您认为，中美应该在气候问题上展开合作对吗？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是的。我认为克里来中国和我们谈气候问题并不是某些人臆想中的“没话找话”或是寻找“国际道义制高点”。中方一直在强调中美合作是双赢的，而目前来看，气候合作的确是目前最有可能实现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具经济效益的领域之一。
有意思的是，气候问题在中国多少出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气候问题比如说碳排放、碳中和，早已是一种政治正确；另一方面2010年丁仲礼院士让全国人民模模糊糊有了个概念，那就是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碳排放权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权，而中国要发展，不要被限制碳排放。中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发展国家，和美国这种老牌的早已完成工业积累的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是“天然的敌人”。
没错，限制碳排放，的确会为基于传统能源的工业发展套上枷锁，但反过来，对于基于新能源的工业发展而言，则无异于开了挂。以风能发电为例，2008年，中国总量全球第五，略高于英国，低于印度，仅为美国的不到四分之一；而到2016年，中国一举超越美国，此后一直处于全球第一的位置。2018年，中美两国风能发电量加起来比全球所有其他国家总和还要高出个25%。中美当前虽然在人均碳排放问题上还存在某种分歧，但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而言，在搞减排发展新能源上已经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利益同盟。
回想20世纪，美国人一直自夸地强调，中国是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那是因为美国是中国融入国际秩序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在21世纪，如果我们要向美国人去强调，去证明中美之间依然合作是主旋律，那光靠喊话也许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着眼于更切实的领域。也许气候问题、碳排放以及发展新能源产业，将是自传统的经贸压舱石之后，解决当前中美结构性困境的一把钥匙，正如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克里讲道，“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能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要以信任为前提。美国人可以有自己做事的方法，我们也理解这其中的价值，但他们首先拿出足够的诚意。
作者：张思南，深圳卫视直新闻特约评论员。